话说，年3月初，毛主席率部来到了酃县中村，一面休整，一面密切注视湘南起义部队动向。
3月下旬，毛主席得知朱德部在湘南遭受敌人南北夹击，处境危险，不由得心急如焚。
在这春三月时节，山区气候潮湿，且分田时毛主席跌落水田，患上了重感冒，咳嗽特别厉害，但他顾不上休息，把分田的事交待给地方干部，自己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第一团直赴汝城、桂东，以阻击粤北的追兵；同时安排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前往郴县、资兴，阻击湘南尾随之敌，以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上井冈山。
毛主席在汝城和粤北追来的匪军打了几仗，转入资兴，在资兴龙溪洞遇上了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
从萧克口中知道朱德部已经由安仁、茶陵退往酃县，不由大为高兴，率部疾奔酃县。
在酃县县城西门接龙桥，遭遇上了湘敌张敬兮团和茶攸挨户团，主席沉着应战，连续击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尔后率部转入距县城不到40公里的十都镇，住进了万寿宫。
朱德已经退至沔都，听说主席在十都镇，恨不得马上相见，急忙带领部分人马和主要干部快马加鞭赶赴十都。
那一天，细雨纷飞，两位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巨人在十都镇的万寿宫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
他们两人呵呵地笑着，使劲地摇晃着对方的手臂，两人率领的两支革命武装终于会合到了一起，朱毛两人从此连在了一起，再也不分离，肩并肩走过了数十年漫长的革命征程。
握过手，朱德指着身后的人一一向毛主席介绍：“这位是陈毅同志，这位是王尔琢……”
毛主席和陈毅惺惺相惜，用毛主席的话来说，那是“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和王尔琢握手时，毛主席认认真真地打量着这位年轻的革命军将领，有点不相信他只有25岁。
王尔琢出生于年1月，是湖南省石门县商溪河乡官桥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有“黄埔老大哥”之称，和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私交很深。年秋，王尔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并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被提升为营长。年，王尔琢参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党代表、代师长。在北伐战争中，参与指挥东路先遣军挺进江西、浙江、上海。蒋介石看见王尔琢有着超凡的军事才能，曾以军长之职进行拉拢。王尔琢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带领所部共产党员离开了东路先遣队。年8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的王尔琢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七十四团团长，随部队南下广东。
在转战闽粤赣湘边的日子里，王尔琢终日繁忙，既顾不上理发，也顾不上剃胡子，有人跟他开玩笑，他表示自己蓄发留须明志，回答道：“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剃头、不刮胡子！”
在年1月的湘南起义中，王尔琢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
毛主席见到王尔琢这天，是年4月24日，王尔琢长发披肩、美髯垂胸，是革命军中有名的“美髯公”。
毛主席看着王尔琢，认真地说道：“嗬，看你长发长胡须，没想到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英俊小伙子呢。”
可以说，朱德能够顺利地把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政治上主要靠的是陈毅，军事上主要靠的就是王尔琢。
朱毛会师后，两军合在一起，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王尔琢任红军军委委员、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铁血岁月里，王尔琢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红四军取得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其中，王尔琢指挥的五斗江大捷是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的第一仗，也是第一场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所部的两个团，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大振红军威风。此战结束，王尔琢威名远扬，28团也赢得了“飞兵28团”的。
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年方19岁的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要求朱德率红四军28、29团出兵湘南，而留毛主席带领红四军的31、32团据守井冈山，。
在永新，红四军前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准备“不执行省委指示”的决议，即朱德率红四军28、29团打下酃县后，即回师井冈山。
可是，红四军28、29团打下酃县后，杜修经等人利用29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继续执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
回乡闹革命，打家乡的土豪，分家乡的田，这是来自农民家庭的子弟兵最朴素愿望。
所以，出兵湘南，在29团中呼声很高。
28团却不愿意打湘南，原因是湘南范石生的地盘。当初，28团前身，即朱德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陷入困境时，就得到了范石生的接济。而范石生在韶关与朱德分手时曾有约：“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所以，28团主张去赣南发展。他们认为，赣南是南昌起义军南下时战斗过的地方，地形既熟悉，回旋空间又大，比困守井冈山要有前途。
无论是打湘南还是打赣南，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都提出了反对，要求按之前拟定的计划回井冈山。
但朱德、陈毅觉得六千红军困守在“人不过千户，粮不过万担”的井冈山实在是难以动弹、展不开手脚，而且，困守一地，只能被动地招来敌人的“围剿”，而且敌人的“围剿”没完没了。此时，“在湘南打几个好仗”，既可缓解井冈山边界的压力，又可在更广阔的地域回旋，打开新局面。
基于这种考虑，朱德、陈毅决定先到“在湘南打几个好仗”。
远在井冈山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消息，大惊失色，急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一天跑了里送亲笔信给朱德、陈毅，恳劝他们速返井冈山。
毛主席的战略目光非常高远。
毛主席认为，“在外面敌人势力强大的局势下，只有在根据地范围内才能生存”，“红军应该依托井冈山‘天生险峻’的有利地形，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会剿”。如果28、29团出兵湘南，离根据地远了，危险就大了。
可是，红四军军委未能在党委会内部首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贯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最终还是作出了“出兵湘南，急打郴州”的决定。
朱德和范石生既然有“互不相打”的约定，为什么又同意打郴州了呢？郴州驻军就是范石生的队伍啊。
原来，朱德在离郴州40里处看到了一张署名许克祥的布告，便以为郴州驻军是许克祥的军队，同意了攻打郴州。
可是，到了郴州，经过打探，才知道郴州驻军是范石生部。
一向做事果敢的朱德犹豫了。
“特派员”杜修经却催促说：“来都来了，就打吧！”
事已至此，只好开打。
7月24日，红29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
王尔琢率领28团强攻。
上午9时，28团破关夺旗，占领了郴州城。
其实，郴州城里只驻扎了范石生的一个团，但在郴州以北十五里之处，却驻扎有四个团兵力。
28、29团全军入城后，28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
袁崇全疏于防备，没提防范石生带领北郊四个团兵力进行反攻，郴州很快就得而复失，29团全团覆没，28团也溃不成军。
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好下令部队向井冈山撤退。
然而，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本来革命意志就不够坚定，对革命前景不好看，又惧怕回去之后会被追究失败之责，偷偷率4个连的部队叛逃了。
毛主席听说打郴州失败了，匆匆带了31团三营前来桂东来与朱德会合。
在桂东，已从特务营编入28团三营的杨得志偶然从老百姓口中：“前面四五里的（崇义）思顺圩，有队伍”。
杨得志大为惊奇，问：“是什么样的队伍？”
老百姓答：“三天前打的旗和你们的旗一样，今天打的是青天白日旗”。
毫无疑问，这就是袁崇全带领叛逃的队伍了。
杨得志立即把情况向上反映。
军部当即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有人主张派林彪率一营把袁“打回来”。王尔琢却不同意，坚持去把袁“喊回来”。
王尔琢说：“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
王尔琢没带林彪的一营，而是带了二营的三个连去包围思顺圩。
杜修经在83岁时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分地说：“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就这样，这员威风八面的红军骁将就这样血溅当场、壮烈牺牲。
朱德失声痛哭道：“我军失去了一位能将啊！”
在王尔琢的追悼大会上，毛主席拟稿、陈毅执笔书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毛主席在会作了简短讲话：“我们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十八团王团长，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直至井冈山的斗争。这个人很好，很忠实，很能打仗，很能指挥，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王尔琢牺牲后，28团团长就由一营的林彪接替，林彪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创造出一流战绩。
有人说，如果王尔琢不牺牲，建国后一定能评上元帅，而林彪元帅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写法。